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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熹:中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政策的演進(1949—1978年)
            發布時間: 2022-09-20    作者:蘇熹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2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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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基礎研究主要是為獲得關于現象和可觀察的事實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識而進行的實驗性或理論性工作,它不以任何專門或特定的應用或使用為目的。應用研究也是為獲得新知識而進行的創造性的研究,它主要針對某一特定的實際目的或目標?;A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是科技史與科技政策領域關注的重要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理論研究與技術應用、短期目標與長遠目標之間的關系,是科技政策制定中的關鍵問題。中國科學家廣泛參與制定相關政策的討論,并推動了科技政策的不斷演進。關于新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發展的歷史,學界已形成一定研究成果。本文利用回憶錄、檔案、口述訪談等史料,試圖回顧1949—1978年中國圍繞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關問題的討論;探討中國在不同階段如何協調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關注中國科學家在科技政策形成與演進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以求教于方家。

            從“理論結合實際”到“任務帶學科”:新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新中國成立后,在國家建設萬端待舉、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黨和政府立即著手發展科學技術事業。20世紀50年代初,理論結合實際被確立為科學技術工作中必須遵從的原則。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中國科學家積極參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編制,在編制《十二年科學規劃》的討論中,確定了“任務帶學科”原則,規劃的編制工作就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的。

             ?。ㄒ唬├碚摻Y合實際原則的確立

              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成立。1950年1—4月,中科院計劃局召開了8次座談會,王淦昌、吳有訓、周培源、竺可楨、華羅庚、葉企孫、錢三強等60余名科學家圍繞各研究所的調整、發展方向和新所的建立等問題貢獻了寶貴意見。6月14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關于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將“確立科學研究的方向”作為中科院的基本任務之一,并對此提出了“確定科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力求科學研究與實際密切配合,糾正過去脫離現實、自流散漫的作風”的要求。8月18—24日,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各地數百名科學工作者參加會議,“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更加肯定和明確”是此次會議的收獲之一。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科學通報》1951年第1期上發表的《光榮屬于科學研究者》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在科學研究工作中要注意理論與應用、國家目前需要與長遠需要的適當配合”的觀點。在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以理論結合實際為原則,科學家將自身科研工作調整到國家建設所需要的方向。例如,留美歸國物理學家王守武曾在口述訪談中講道:“1950年回國的時候,我沒有什么打算,只是覺得新中國剛成立,想為國家建設做點貢獻”,“我原來是學工程力學的,又改學物理,我覺得回國搞建設,干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干”。

              然而,盡管郭沫若曾強調“在制定計劃時,理論與實際的緊密結合是必須遵從的原則”,同時指出“我們決不能認為科學工作的任務就只限于解決眼前的問題”,這一時期在執行理論結合實際原則時仍出現了一些問題。如1953年11月中科院黨組給中央的報告所示,一方面,科學家中存在著急于求成的情緒,片面地強調聯系實際的傾向;另一方面,少數研究人員對于理論結合實際持有懷疑態度。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做《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時指出:“我國的科學和技術的狀況仍然是很落后的”,“技術科學上的落后同理論科學基礎的薄弱是分不開的,而正是在科學研究方面,我們投入的力量最少”。關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問題,他明確指出:“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在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間,分配的力量應該保持適當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廢”,“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但是理論力量的生長,總是要比技術力量的生長慢一些,而理論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間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來”,“理論決不可以脫離實際,任何脫離實際的‘理論研究’都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傾向,卻是對于理論研究的忽視”。

              周恩來的報告得到了科學家們的積極響應,他們結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從報告中提到的“技術科學”出發,闡釋如何在科學研究中“理論結合實際”。1956年6月11日,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一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科》一文,其中對力學進行介紹,將力學界定為“技術科學”。他指出,力學是介乎基本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間的一門學問,力學工作者必須具有的能力是靈活地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錢學森在1957年第1期《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發表的《技術科學中的方法論問題》中指出,技術科學是介乎自然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間的學問,是同生產有密切關系的學問。另一位對“技術科學”及理論結合實際進行闡釋的科學家是錢三強。1956年9月,錢三強在中共八大會議上發言,提出“科學技術發展要注重四個環節:基礎科學研究、技術科學研究、工程設計和工業生產。為了使我國的科學技術迎頭趕上,必須考慮四個環節的力量生長并互相配合”。錢三強認為:“除去基礎科學中的探索性的研究可以引導出工業技術的飛躍發展以外,與工業技術密切聯系的技術科學也有它的理論研究,這些理論研究并不是針對著目前一個個具體工業上的要求,但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的研究后會解決許多工業技術中所存在的共同性的問題,這些理論的研究也同樣可以引導出工業技術的飛躍發展?!睆腻X學森、錢三強的論述可以看出,中國科學家對于基礎研究與工業技術之間的關系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

              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道:“國務院現在已經委托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會同各有關部門,在三個月內制定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明確要求:“這個規劃應該照顧到科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和技術應用這兩個部分力量的合理的比例。在分配力量的時候,只顧理論研究、不顧技術應用的傾向是有害的。只顧技術應用、不顧理論研究的傾向也是有害的”。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規劃的制定工作有序開展起來。

              (二)“任務帶學科”原則與《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制定

              從1956年2月下旬開始,來自全國各部門的數百名專家、學者群策群力,共同討論《十二年科學規劃》這一科學技術發展的偉大規劃宏圖。在規劃制定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學科與任務之間的關系成為科學家們討論的焦點問題:“一種叫按任務來規劃;還有一種叫按學科,即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等來規劃?!痹谶@樣的情況下,中科院副秘書長杜潤生結合他從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實際經驗,提出“任務為經,學科為緯”的原則,后被中科院副院長、黨組書記張勁夫概括為“任務帶學科”,即“按國家生產建設需要提出研究任務,來有計劃地組織各門學科的力量進行集體活動”。

              任務研究通常是短期計劃,而學科建設則是更注重研究與教學的長期計劃。中國科學家希望以自身所學服務于國家建設,同時他們作為科學家的職責使他們著力于推動學科建設。在編制科學規劃的過程中,科學家的參與有力地推動了學科建設的發展。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在日記中記錄了確定規劃重要項目的過程中中國科學家所發揮的作用,如蘇聯專家拉扎林科確定的項目中只有重要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項目。經過討論,光合作用、蛋白質、抗生素等學科題目被納入重要科目。根據地理學家施雅風的回憶,在起草地理學規劃說明書過程中,科學家對于地理學科性質有不同意見。在錢學森的努力下,地理學被定位為基礎學科,提升了該學科地位。在“任務帶學科”原則的指導下,《十二年科學規劃》于1956年8月下旬編制完成?!妒昕茖W規劃》提出國家建設所需要的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共57項,其中重點任務12項。在規劃制定過程中,周恩來多次聽取匯報,當聽到“任務帶學科”這一口號時,周恩來說:“那些‘任務’帶不動的‘學科’怎么辦?是不是還應該補充一項發展學科的學科規劃?這是遠景規劃所必須的”。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指示,規劃中增加了“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一項任務?!妒昕茖W規劃》確定的任務中既包括和國家建設直接相關的科學理論問題,又從學科角度對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地理學、天文學等科學部門做了規劃,初步確定了這些部門的發展方向。

              “任務帶學科”原則的執行總體上是成功的。在該原則指導下,我國不僅按計劃完成了《十二年科學規劃》所確定的主要任務,而且為中國基礎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廣泛的基礎。以“兩彈”的研發為例,“兩彈”研發的成功與《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制定是分不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兩彈”研發任務的同時,核物理學科在中國蓬勃發展,中科院及全國各高校都設立了相關院所或專業,人才隊伍不斷壯大。不僅如此,在核武器研發的急迫需求下,國家投入了大量經費,在北京、蘭州等地建設了回旋加速器等大科學裝置。部分裝置在“兩彈”任務完成后,成為中國核物理學科基礎研究必不可少的實驗設備,為該學科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任務帶學科”原則的指導下,科學家充分發揮主動性,推動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以生物物理學與“581”任務為例,“581”任務的主要內容是從事人造衛星和探空火箭的研究與生產。1958年5月,生物物理學家貝時璋主動向中科院規劃委員會提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具備開展高空生物研究的能力。經過科學家的努力,該研究所承擔了“581”任務中發射生物探測火箭的任務。通過完成此項重要任務,從戰略上推動了生物物理學這門交叉學科在國內的建設與發展。然而,“任務帶學科”原則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有些不是直接結合實際而是間接結合實際的基本理論研究工作,和一些帶有探索性的理論研究工作,用具體任務帶不起來”。1959年,中科院開始糾正“任務帶學科”原則貫徹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杜潤生在4月召開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各研究所所長會議上指出:“任務帶學科”從一年來的經驗看是組織科學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這不是唯一的方法?!叭蝿湛梢詭訉W科,學科也可以帶動任務”,“重要之點是以任務帶動學科,而非以任務代替學科”。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大力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其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論結合實際被確定為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原則,以協調理論研究與技術應用之間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概念尚未在中國被普遍接受,含義相近的表述包括“理論研究”“技術科學”。在《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編制過程中,“任務帶學科”原則被確定下來,以處理國家建設短期需要與學科長遠發展之間的關系。在規劃的編制與執行中,中國科學家充分發揮主動性,在積極承擔科研任務的同時推動了學科建設的發展。

            從“科研十四條”到“三十六條”: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政策的調整

              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由于中蘇關系持續惡化,1960年6月,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激烈攻擊,中國共產黨未向這種壓力屈服。會后,蘇聯政府突然于7月照會中國,單方面決定立即召回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從此中國的尖端武器研發被迫進入“自力更生”階段,這對與尖端技術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黨和政府開始著力對科技政策進行調整。

             ?。ㄒ唬翱蒲袡C構的憲法”:“科研十四條”出臺

              1960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在中科院第三次學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基礎科學的理論能否領先,是攀登現代科學高峰的重要標志之一”,要求在技術和理論方面不斷有新的創造。這次會議上,杜潤生做的報告專門談了“如何看待自然科學工作中理論和實際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科學實踐’在自然科學里面有雙重的意義,一個是指要聯系社會的生產實踐;另外一個是要考慮到自然科學的特色,叫‘實驗室的實踐’”。受科學技術委員會委托,會議討論了“由科學院草擬的全國《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三年規劃綱要和八年設想(草案)》”,這個規劃在基礎研究方面又有新的補充,“對與尖端技術關系密切的基礎研究受到特別重視”。1961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聶榮臻《關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學技術工作安排的報告及匯報提綱》,匯報提綱明確指出:“為了加速發展尖端科學技術,為了開辟新的生產技術的途徑,都必須加強理論研究工作?!痹谶@樣的政策背景下,與尖端技術研發緊密聯系的基礎研究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例如,1960年底,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由黃祖洽負責的“輕核理論組”,承擔氫彈理論方面的預研工作。不久后何祚庥和于敏加入該組。為實現理論與實驗相配合,原子能研究所同時成立了“輕核反應實驗組”,以輕核反應實驗數據來配合和支持“輕核理論組”的工作。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工作為氫彈的研發奠定了基礎。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藝等方面的工作也開始進行調整。1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并講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際上,從1960年冬開始,在聶榮臻的主持下,國家科委黨組和中科院黨組就在許多科學家、干部和一些科研機構中進行了調查研究。如從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科院上海分院召開了專家座談會,座談會在當時被稱為“神仙會”。據上海分院統計,共11個研究單位召開了“神仙會”,共1244名科技人員參加。上海分院植物生理所的羅宗洛、殷宏章,生理所的馮德培、張香桐,生化所的王應眛、曹天欽,藥物所的趙承嘏,有機所的黃鳴龍,實驗生物所的朱洗等科學家都在會上發表了意見。上?!吧裣蓵钡暮唸蠛髞碛缮虾7衷簠R編成冊,其中一冊是關于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吧虾7衷簠R編的小冊子,為《科學十四條》的制定提供了前期調研工作的基礎材料”。1月25日,中科院黨組“討論貫徹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精神,決定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聽取科學工作者的意見;并決定‘抓點’,到一些研究所進行整風試點,調查研究”。2月,中科院“向化學所、微生物所派出由張勁夫、杜潤生、謝鑫鶴帶隊的兩個調查組”。

              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以及聽取眾多科學家的意見,中科院提出了當前工作的若干條意見。在1961年2月底召開的中科院黨組擴大會議上,集體討論修改為十四條。此后,中科院黨組又“對‘十四條’作了修改補充”。4月,“草稿呈送聶榮臻,他認為這十四條很好,建議面向全國,文件改用國家科委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聯署上報,文件名稱改為《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稿)》”。5月8日,中科院召開化學所、微生物所“兩所全體人員大會,動員科技人員對《科學十四條》草稿提出意見”。同年夏天,兩個研究所的調查工作結束,“為《科學十四條》的制定提供了背景材料”。

              1961年6月,聶榮臻《關于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以下簡稱《請示報告》)和國家科委黨組、中科院黨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上報中央?!墩埵緢蟾妗分袑碚撀撓祵嶋H的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理論聯系實際的途徑是十分寬廣的,在這方面要有全面、長遠觀點。直接為近期的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的研究工作,應該多投入力量;間接的或在遠期才能發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須作出安排。研究課題,可以是從生產建設任務中提出的,也可以是從各門學科發展中提出的,兩者不可偏廢。即使有一些探索性課題,目前還看不出應用價值,如果有利于人們進一步深入認識客觀世界,也不能忽視,投的力量可以少一點,但不能丟開不管”;“‘以任務帶學科’是具體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一種好的方法,在今后,它仍然是應當采取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工作也應該從學科出發提出進行”?!翱蒲惺臈l”的第三條就是“正確貫徹執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重申“研究課題,可以是從生產建設任務中提出的,也可以是從各門學科發展中提出的,不能有所偏廢”?!爸苯咏Y合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需要進行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國家的科學計劃中,應該占主要地位”。承擔些工作的研究機構和科學工作者應“解決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保證工作切實過關”。同時,“有一些探索性的課題,有一些學科的分支,即使目前看不出應用價值,如果有利于人們進一步深入認識客觀世界,也不能忽視,一定要有人來做工作”。7月6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了《請示報告》和“科研十四條”。鄧小平在發言中認為“科研十四條”是個好文件,可以試行,在實踐中加以修訂補充,使之成為科學工作中的憲法。19日,中共中央同意了《請示報告》和“科研十四條”,中央認為,“這個文件的精神,對于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要求“各高等學校、大中廠礦、醫院、報社、雜志社、出版社等單位的黨委,都應當認真地討論,結合自己的情況,參照執行”。

              為了貫徹“科研十四條”,1961年8月,中科院召開院務擴大會議,討論制定《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暫行條例》(以下簡稱“七十二條”)??茖W家在會議上結合自身科研工作對于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談到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對于基礎與應用研究相關問題的理解,反思了前一階段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例如,聲學家馬大猷講道:“對于理論研究,要考慮科學的特點,不能說什么重要,就做什么”。土木工程學家茅以升指出:“基礎理論與應用上的理論的分別,與產業部分的區別有時很難劃分”。物理冶金學家李熏提出“專和廣的矛盾(任務),過去僅從任務出發考慮得多”,“產業部門對于理論的了解很狹”。光學家王大珩講道:“長春光機和機械二所已在1960年合并,缺點是技術任務多,對于基本科學方面的資料儲備很少”。同年夏天,代數、數論、拓撲等純數學學科學術會議分別召開。9月15日,“七十二條”頒發中科院院屬各所施行,開展基礎研究的學術氛圍得到改善。

              (二)確定中科院各類研究比例:“三十六條”頒發

              “科研十四條”的貫徹執行雖然有效改善了基礎研究在中國的環境,但根據中科院對部分研究所的調查表明,學科和任務的矛盾仍是牽動大家思想的一個大問題,具體表現為“任務帶學科”的提法不全面、不明確,學科與任務三七開的提法過于籠統、劃分標準不明確、判斷時存在較大爭議,等等。1962年9月,中科院第六次院務常務會議再次做出決議,要求進一步貫徹“科研十四條”和“七十二條”。決議中規定:“各研究所在定方向、定任務時,對于服務于國家建設需要、具有明確目的性的研究工作和探索性的基本研究應有不同的比例安排。一般情況下,前者應占70%—90%以上,后者可占10%—30%左右”。然而,以是否“服務于國家建設需要”為標準劃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這樣的分類方法較為籠統。事實上,在“服務于國家建設需要”的研究工作中,也包括“探索性的基本研究”,這些工作正是以解決國家建設中所提出的科學技術問題為目的。因此,對科研工作分類方法的探索成為這一時期科技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對當時國際上的科研分類方法進行了研究,發現國際上將科研工作分為三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參考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需求,他們創新性地提出“應用基礎研究”的概念。根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明瑜回憶,杜潤生將“應用基礎研究”形容為“進可攻,退可守”,他曾舉例對“應用基礎研究”的概念進行說明:“李熏研究鋼里面的氫白點,氫白點常常是鋼鐵斷裂的所在點,因為英國曾發生過一架‘彗星號’飛機上天后,卻在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后又發生過多次類似事件,最后發現都是在這個氫白點發生了斷裂,以后由此發展了斷裂力學,而最初李熏就是從氫白點研究起,這種工作就是應用基礎研究。研究半導體時我們老是搞不出來,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表面物理基礎研究。表面物理的工作,你說它是應用,但它跟基礎有聯系;說它是基礎呢,它又是應用科學,所以提出‘應用基礎研究’的概念”。

              1963年12月22日至1964年1月22日,中科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中國科學院工作條例(草案)》(通稱“三十六條”)。1964年4月,經第四次院務常務會議通過后,中科院以正式文件下發了“三十六條”,在院內公布試行。其中規定了宏觀調控中科院各類研究任務的比例關系:以直屬研究所投入的研究技術人員計算,基礎研究15%—20%,應用基礎研究35%—45%,應用研究30%—40%,推廣研究5%—10%??梢?,“應用基礎研究”在四類研究任務中所占比例最高。事實上,有了“應用基礎研究”這一條,是希望借此保護大量的基礎研究工作。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開始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關的科技政策進行調整。從“科研十四條”到“三十六條”,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中國科技政策的制定能夠把握科學技術研究的客觀規律,不僅強調與技術緊密聯系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同時支持當時看不出應用價值的探索性課題研究。不僅如此,中國參考國際通行的科研分類法,同時結合國內科學研究工作的實踐,創新性地提出“應用基礎研究”的概念。然而,在國內政治和社會環境變化的背景下,這一時期科技政策的執行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直到1972年以后,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從短期目標到長遠目標: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發展的新階段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中美兩國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開啟了兩國間的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美關系解凍后,中國與歐洲、日本等開始進行正常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振寧、李政道等海外華裔科學家回國訪問,向周恩來、鄧小平提出了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建議,他們的建議對于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

             ?。ㄒ唬┛茖W家的建議與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的新部署

              1972年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對楊振寧提出的“目前在中國應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議”表示贊同,并且說道:“楊先生說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7月14日,周恩來會見正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和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全體成員。談話中,周恩來“再次稱贊楊振寧不久前提出的關于應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交流的意見”,并對參加陪見的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么障礙要掃除,有什么釘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寫信給周恩來,分析了國內基礎科學落后的一些原因。7月23日,周恩來寫信給中科院和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把周培源同志來信和我的批件及你們批注的意見都退給你們好作根據,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并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云一樣,過去就忘了”。9月11日,周恩來在“復二機部四〇一所張文裕、朱光亞等十八名科學工作者反映國內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變現狀的來信”中說:“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茖W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9月23日,回國訪問的李政道在參觀華東物理研究所時說:“基本理論不能簡單地和當前應用實踐相結合。如只強調能與當前生產相結合的應用學科,而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則要做到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是有困難的?!?0月14日,周恩來會見李政道和夫人,談到美國、西歐、日本等地的高能物理實驗室,并就國內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問題談話。周恩來表示,無論生產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都有待提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科院面向世界科學發展的前沿,對基礎研究工作進行了部署。1973年7月,中科院提出“關于編制一九七三至一九八〇年長遠規劃的安排意見”,要求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下,力爭在1980年內,“在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上,為主攻當代某些重大科學課題,打下扎實基礎;在解決工農業發展中若干重要新技術上,有較大的突破;在自然科學基礎資料積累上,做出顯著成績”。在此前提下,中科院提出了五個方面的研究規劃,其中包括當代科學研究前沿的三大基礎理論課題——基本粒子、天體演化、生命起源。1974年7月,中科院“關于制定我院十年規劃工作的安排意見(草案)”提出的奮斗目標是:“為實現我國的四個現代化,解決一些關鍵的科研課題,提供一定的科學儲備。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包括在當代一些新興技術的研究方面,開拓一些新的科研領域,做到有若干較大的突破,有更多的重大科學研究成果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對黨政軍和工業、交通、農業、科技、文教等各條戰線進行整頓,中科院的基礎研究工作得到了加強。7月,鄧小平在同胡喬木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現在對基礎理論不重視,只搞應用科學,這樣要趕超世界水平不行?!睘樨瀼剜囆∑健罢D中國科學院,加強領導”的指示,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科院工作?!昂畹鹊街袊茖W院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在最短時間內向中央、國務院提出匯報提綱《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數易其稿后,于8月17日報送鄧小平”。匯報提綱的主要內容中就包括如何處理理論與實際、基礎與應用的關系:“既要認真解決國家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又不能忽視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基礎性工作,當然要有計劃地加強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雖然匯報提綱最終未能作為正式文件印發,但其內容仍在中國科學家之中產生了一定影響。

              為盡快恢復科研工作的秩序,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華國鋒按照鄧小平的指示,于1975年8月25日主持召開由中科院科學家參加的“百家爭鳴”座談會。9—11月,中科院又連續召開了數次“百家爭鳴”座談會,由錢三強主持。在座談會上,科學家們紛紛從自己的科研工作實際出發,提出要正確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要重視理論研究和基礎性工作?!鞍雽w所王守武分析中國生產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成品率遠遠低于日本的原因,就是基礎性工作薄弱”。大氣物理所周秀驥說:“在消雹措施中,一些問題解決不了,是由于不重視研究雹子的生成規律”。地質所張天佑指出:“地質所工程地質室搞的就是生產任務,今天接受一個任務,明天換一個任務,任務完成了,理論沒有拿出來,培干沒有搞,沒有相對穩定性”。力學所吳仲華則提出:要重視把理論研究成果應用到生產中去?!拔疫^去搞的理論叫三維燃氣輪機流動理論,從1949年開始搞,發表論文,1954年回國一直到1963年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過文章。有了這個理論噴氣式飛機才搞出來”,“1964年我國派代表團去英國考察時問,他們是用什么搞的,他們說是根據吳仲華的理論。我們國家也開始搞了。1969年冬天我們去沈陽三機部410廠開始用,還沒有設計出來”。聽到吳仲華的發言,錢三強馬上就吳仲華所談到的理論研究工作“放在院里搞好,還是放在工業部門搞好”向他征求意見。11月下旬,錢三強根據科學家們的發言起草了《關于“百家爭鳴”問題》,他總結道:“要正確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應當以大量的工作研究當前國家建設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對理論研究,包括探索性的理論研究(如基本粒子、天體演化、生物高分子的結構與功能等)也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安排一定的力量去進行。把應用研究看成低級的工作,或者認為搞理論研究就是脫離實際,都是錯誤的?!笨茖W家們的建議助推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發展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

              (二)面向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先進水平:基礎理論研究政策發展的新階段

              1977年1月16日,《光明日報》頭版刊載了標題為《一場圍繞自然科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政治斗爭》的文章,肯定了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地位。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恢復工作后,主動提出管教育和科學工作。6月20日至7月7日,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副院長方毅主持召開了中科院工作會議,他指出:“基礎理論研究的許多領域處于停頓狀態”。8月4日,根據鄧小平的提議,由方毅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第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者座談會,會議邀請了33位科學家、教育家參加,包括吳文俊、張文裕、馬大猷、郝柏林、汪猷、張文佑、王大珩、王守武、吳健中、蘇步青,等等。參加座談會的科學家們暢所欲言,鄧小平自始至終參加會議,不時插話。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尖端科學和理論方面人才缺乏的問題,并提出“重點學校應以搞基礎理論教學為主,培養學得比較深、水平比較高的科研人才”。

              會后,鄧小平相繼會見了國內外多位科學家,其中包括海外華裔科學家牛滿江、丁肇中、楊振寧、吳健雄、袁家騮、鄧昌黎等,通過與科學家的深入交談,鄧小平深刻認識到中國科技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為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鄧小平接受科學家的提議,支持以基礎研究為主要目的大科學裝置建設。8月,鄧小平會見丁肇中,當丁肇中談到參觀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情況時,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趕超,是在部分領域或一些方面趕超”,“科研設施的建設要從最先進的著手,高能加速器就是個重點”。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和夫人黃乃申時明確指出:“建造加速器很花錢,又費時間,但是從長遠來看,很有意義,應及早著手”。11月4日,鄧小平“同意國家科委、國家計委《關于加快建設高能物理試驗中心的請示報告》”,該工程主要面向高能物理學基礎研究。耗資巨大的高能加速器建設計劃能夠在這一時期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支持,充分體現出中國發展基礎研究的著眼點不再服務于短期技術應用目標,而是面向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先進水平。

              1977年11月,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在北京舉行,“到會的科學工作者,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學、生物學六大基礎學科和各分支學科以及有關學科的老一輩科學家、教授、工程師,許多有成就的中年、青年科學工作者”。會議“分學科制定了規劃,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全國基礎科學規劃綱要(草稿)”,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分階段的奮斗目標是:“從現在起,在三、五年內,科學院和高等學校要初步建立起基礎學科研究體系,繼續發展一些學科某些方面的優秀成績和領先地位,扎扎實實地全面地向著趕超世界先進的科學水平進軍。在八年內,要建成學科門類齊全,中央和地方互相配合,擁有一批現代化實驗室的基礎學科研究體系,全面展開各學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學科的某些領域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在基礎學科的更多方面作出優秀成績和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到本世紀末,基礎科學各分支學科要大部分或絕大部分接近當時世界先進水平,有相當部分趕上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個別學科要居于領先地位”。規劃綱要把到20世紀末我國基礎科學發展的長遠目標和三年、八年分階段的具體安排與措施基本上規劃出來了,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基礎科學的發展。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開幕,鄧小平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的重要論述,再次強調了理論研究的重要意義:“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說明:理論研究一旦獲得重大突破,遲早會給生產和技術帶來極其巨大的進步”。全國科學大會后,中國科學技術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1972年以后,海外華裔科學家參與了新中國科技政策的討論。他們在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交流中提出了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意見,受到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在中國科學家的助推下,中國基礎理論研究政策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中國開展基礎理論研究不僅服務于技術應用的短期目標,而且面向趕超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長遠目標。

            結語

              新中國成立前后,大批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選擇回國,投身于科技事業建設。一方面,中國科學家的愛國情懷使他們自愿將科研工作調整到國家建設所需要的方向,以自身所學服務于國家經濟、國防建設;另一方面,科學家的職業理想使他們致力于推動學科的建設與發展,追求在基礎科學研究中取得領先國際水平的成果。在這兩方面動力的作用下,從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科學家參與科技政策的討論,推動了中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關政策的演進。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大力支持科學技術研究工作服務于國家建設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被確立為科學技術工作中必須遵從的原則。周恩來在一系列講話中闡釋理論研究與技術進步的關系,提出重視理論研究工作??茖W家結合自身科研工作對基礎研究與經濟發展的聯系進行了闡釋。在理論結合實際原則的指導下,中國科學家參與了《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編制?!妒昕茖W規劃》以“任務帶學科”為原則,科學家充分發揮主動性,在積極參與任務研究的同時,兼顧學科的長期發展。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科院召開科學家座談會,與科學家群體展開深入交流,深刻把握科學技術研究的客觀規律,在此基礎上對基礎與應用研究政策進行調整,不僅重視與技術緊密聯系的基礎研究,同時支持探索性課題研究。1972年以后,一些海外華裔科學家向周恩來、鄧小平提出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建議,受到高度重視。在與國內外科學家的廣泛交流中,黨和國家領導人充分認識到中國在科技領域與世界的差距。面向世界科技發展先進水平,中共中央對基礎理論研究工作進行了部署。從中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政策演進的歷史中可以看出,新中國基礎理論研究的目標由短期目標向長遠目標過渡,而中國科學家在各個階段科技政策的制定與調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科技界對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概念的認識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概念尚未在國內普遍使用,相近的表述包括“理論研究”“技術科學”等,對理論研究重要性的闡釋主要是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角度。20世紀60年代,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概念在這一時期進入國內。在參照國際科學分類方法的基礎上,中科院政策研究室結合國內實際,創新性地提出了“應用基礎研究”的概念,以定位與應用相聯系的基礎研究。1972年以后,黨和國家對基礎研究工作進行了新的部署,基礎研究政策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通過對中國基礎與應用研究政策演進的歷史進行考察,能夠為當今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寶貴的歷史經驗:一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科學家作為國家科技政策的建議者與推動者,以多種形式參與國家科技政策制定的討論,這既是新中國優良的歷史傳統,也是科技政策成功制定的關鍵性舉措。實踐證明,在國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中,只有多傾聽科學家群體的意見,與科學家保持密切溝通交流,才能深刻把握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推動科技政策向著有助于中國科技事業建設的方向不斷演進。另一方面,中共十八大以來,科技創新被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使得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由新中國科研分類方法演進的歷史可知,基礎研究中既包括由應用目標引發的定向基礎研究,也包括科學家遵循科學發展內在規律、面向科學發展前沿而開展的探索性學術研究。當前,我國應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分別對不同類型的科學研究工作進行部署,不斷推動我國由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邁進。

             ?。圩髡吆喗椋萏K熹,理學博士,助理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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